某个年轻人修持谦逊、刻苦向学，上年纪的长辈和老师，总会情不自禁地夸赞：“真个是读书种子，前途无量。”

这话自然不错，表达了对后学的提携和赞誉之情。但似乎疏离了“读书种子”的原意，因“种子”一词，只是联想到年轻而好读书者，就片面了。

宋朝人罗大经在《鹤林玉露》卷十一中说：“周益公言：‘汉二献皆好书，而其传国皆最远。士大夫家，其可使读书种子衰息乎》’”另一位宋朝人周密也说过类似的话：“山谷云：‘士大夫子弟，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，有才气者出，便当名世矣。’”（《齐东野语•书种文种》）尔后，以“读书种子”指代世代相传的读书人。《明史•方孝孺传》称：“城下之日，彼必不降，幸勿杀之。杀孝孺，天下读书种子绝矣。”当时慷慨赴死的方孝孺，四十六岁。1979年修订本《辞源•读书种子》，解释得十分精当：“喻累代读书之人，如种子相传，衍生不息。”

“读书种子”含有两个层面的意蕴，一是指读书破万卷、腹笥丰盈并撰述不辍的人，二是指传承道德、学识的人，如孔子门下“弟子三千，贤人七十”，便是最典型的例证。“读书种子”又简化为“读书种”，清代人赵翼在《题女史骆佩香秋灯课女图》诗云：“岂知深闺读书种，也要专心度针孔。”这位“课女”的母亲，便是“读书种子”。

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之所以绵延不绝，是因历代皆有众多的“读书种子”。他们人格高尚、学养渊深，同时又诲人不倦以传薪火。在清代王启源编辑出版的《曾国藩日记类抄》一书中，有“壬寅十一月”一则，谈到读书与修身相结合的人，才能成为最好的种子：“谷之坚实也，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……此中无满腔生意，若万物皆资始于我心声，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。”

章太炎可称为“坚实”的“读书种子”，既学富五车又多传世之作，门下弟子甚众，且卓然立世者不少。1906年至1911年他避难日本东京，并开坛讲学，“当年听讲的学生中，日后多有出类拔萃者。”（陈平原《学生记忆中的“讲学”》）如黄侃、钱玄同、朱希祖、许寿裳、鲁迅、周作人等，此中的数位，后来又成为北京大学及其他名牌大学的传道、授业、解惑者。黄侃称为“章门头号大弟子”，“在治学方面，他主张‘师古而不为所囿，趋新而不失其规’，‘以四海为量，以千载为心，以高明远大为贵。’他平生圈点和批校之书多达数千卷，全都一丝不苟。他在文字、音韵、训诂方面的学问远绍汉唐，近承乾嘉，把声韵结合起来研究”（王开林《大变局与狂书生》），从而取得惊人实绩。晚清著名经学大师王闿运，湘潭人，读书、著述硕果累累，同时“为出所学以教后进……成材甚众。”（《清史稿》）仅湘、鄂两省，闻名于世的弟子就有：廖平、岳森、杨锐、杨度、杨钧、杨庄、胡从简、宋育仁、刘光第、齐白石……可谓桃李门墙，蔚为大观。

当下，社会安定，经济繁荣，人民生活富足，大力倡导读书，是时代的需要，也是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的需求。祝愿有更多的“读书种子”，生根、长叶、开花、结果，则春光秋色无边无涯。

作者： 聂鑫森

责编：周媛